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记忆的辩证：“冷战”时期日本的帝国记忆》（2014）

植田正治（Shōji Ueda，1913-2000）在战后日本的摄影作品（1949年）

记忆的辩证：“冷战”时期日本的帝国记忆

The Dialectics of Remembrance: Memories of Empire in Cold War Japan

作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院）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Conrad, Sebastian. ‘The Dialectics of Remembrance: Memories of Empire in Cold War Japa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6.1 (2014): 4-33.

从1895年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日本组建起现代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这个帝国在1945年夏天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失，它似乎立即被遗忘了。此后，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在日本战后数十年的历史中，帝国主义的历史在公共辩论和政治文化缺席了。

1980年，伊恩·尼什（Ian Nish）宣称：“日本帝国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人们不再提及前殖民地，它几乎在帝国结束之时瞬间消失。虽然一些帝国结构继续存在，但在战后受害国的记忆体系中，许多这样的延续性都被掩盖了。

日本战时在东亚的活动，加之它在东亚地区较长时间的殖民历史，仍然处于更大的社会问题和冲突的边缘。哲学家、文化评论家柄谷行人（Karatani Kõjin）认为，日本战后话语的“去亚洲化”（De-Asianization）是经济奇迹年代政治和知识界的一个普遍特征。日本帝国历史的消失有时被认为是日本特有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19世纪早期“脱亚论”（Datsu-A）战略的延续。但事实上，这样的叙事并非独一无二，而是在很多国家都能看到类似的东西。

比如，像在“二战”中战败的日本一样，德国的帝国过往在战败后被掩盖了。甚至那些只是因为战后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进程而失去帝国地位的国家（比如法国和英国），也很快忘记了他们帝国主义的过去。

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认为：“或许，‘大英帝国’曾经‘在不经意间’变成了帝国，又在大多数人都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放弃了帝国。”伯纳德·波特（Bernard Porter）在《心不在焉的帝国主义者》（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一书中得出结论：“对大多数人而言，国内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远超一切帝国问题。” 同样，在法国，漫长的殖民历史，特别是血腥暴力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在《埃维昂协议》（Évian Accords）签订后不久就被忽视了。

帝国的终结几乎没有在宗主国引起任何反响。这是对去殖民化进程的主要解读。然而，近年来，关于战后欧洲的学术研究有所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熟悉而普遍的帝国主义健忘症，并证实过去扩张主义的影响确实深入到了前帝国主义社会的程度。

然而，一旦我们离开了外交和高层政治的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帝国消亡的比喻过于简单化了。在大多数国家，前帝国仍然以各种方式存在于流行文化的某些部分，并通过后殖民移民，对社会冲突和民族身份的辩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值得在这个背景下发问——上面这些见解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日本的情况？近年来，对日本帝国历史的重新关注催生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对遗忘和记忆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更为复杂的描述。这些研究关注各种各样的行动者（actors），并证明了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研究结果并没有简单颠覆原来的“抹杀论”。最新研究强调那些在过去几年中促使帝国记忆边缘化的因素，他们准确说明了帝国的延续性如何发挥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利用最新学术研究，对日本战后的帝国记忆轨迹作出全面的阐释。论点将分为四个部分。在简要评估日本在1945年投降之前的帝国重要性之后，我将首先介绍一种主流观点，即日本战后时期从根本上抹去了帝国主义的属性。我接下来会指出，这种解读有些片面，而且往往会以自己的方式抹去一系列与帝国遗产的接触（在战后不久，以及在60年代之后，各种行动者对帝国遗产进行接触）。第三，需要在全球“冷战”及其东亚影响的背景下理解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最后，我将研究20世纪90年代两极世界秩序的消亡如何使人们对日本的亚洲历史重新产生兴趣，哪怕这种兴趣以一种新形式出现。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帝国记忆的历史不仅仅是日本的事情，而且必须处于东亚战后秩序的更大进程和转变之中。

日本帝国和帝国的日本

日本的现代帝国形成于1895年至1945年期间，是现代殖民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结构之一。它是一个由不同种类领土组成的、分几个步骤建成的帝国。1895年吞并台湾和1910年吞并朝鲜，都是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帝国主义巅峰期的一部分，当时的其他帝国也在争夺非洲和中国。与许多欧洲强国一道，1898年后美国也加入其中，日本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获得了重要的资源基地，供宗主国开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太平洋的部分领土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授权制度下落入日本手中，致使这个帝国进一步扩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殖民地领土，尤其是台湾和朝鲜，通过同化（doka）进一步融入了日本帝国，这种政治将殖民地人口视为合法的日本人。

在许多方面，差异化对待依然存在，同化并不能消除在教育、工资水平、找工作和受审查等公共领域方面的歧视。但是在意识形态上，殖民地在日本的话语中被视为国家的一部分，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朝鲜出现了语言同质化和强制改名的规定。

1932年成立的所谓满洲国傀儡政权在法律上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自治国家。它在形式上由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领导，是一个披着国家外衣的殖民地，但实际上由日本军队指挥。然而，满洲国并不仅仅是明治日本帝国主义的延续。相反，它被日本当作一个现代发展型国家来统治，是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谓“自由国家”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帝国结构，预示着“一战”后附庸国的崛起。

统治的意识形态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强烈的泛亚潮流影响。此外，日本对该地区的工业发展进行了大量投资，使满洲国成为除日本以外亚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日本在殖民地的投资比其他任何帝国都多。然而，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的做法并没有消除等级制度，日本的统治仍然基于剥削和对异见人士的残酷镇压。但因为日本强调反殖民意识形态、经济投资和法律主权，强调文化相似性，因此满洲国与日本意在形成一个地区性集团，也就背离了19世纪帝国主义的传统。

从1937年中国大陆的战争打响开始，日本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吞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并在随后吞并东南亚。官方标榜“大东亚战争”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经济目标，而领土扩张也伴随着亚洲解放和反帝国主义的声浪。

日本帝国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剥削殖民地的人口，控制当地人口，建立当地与日本列岛之间的联系。日本不是把它的殖民地当作遥远的海外属地，而是当作一个等级分明、异己、但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一体化的帝国结构的一部分。因此，日本帝国是一个庞大而驳杂的实体，与日本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紧密相连。

但帝国的重要性并不限于日本的国际地位、外交政策和对经济自主权的追求。我们必须认识到，帝国不仅是日本权力投射到国外的一种表现，而且与日本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从早期开始，明治时期的现代化就与海外扩张紧密相连。明治精英的首要目标是扭转日本在国际秩序中的从属地位，并废除19世纪50年代与全球大国缔结的所谓“不平等条约”。

在国际法面前，完全主权的实现取决于日本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地位，而明治的精英寡头们将征服和教化他者的能力视为修改条约的捷径。因此，政治上的现代化和帝国的扩张不是前后相续的阶段，而是相互构成和同步的部分。这种逻辑在帝国领土巩固之后并没有改变。就影响而言，日本帝国的干预从来不仅限于殖民地，而且总是对日本列岛产生影响。

帝国的首席建筑师后藤新平（Got Shimpei，1857-1929）将台湾当作一个实验室，在那里，现代化技术（从城市规划到卫生措施和卫生政治）可以在应用于宗主国之前进行测试，比如最引人注目的是1923年大地震之后的东京重建。然而，最重要的试验场是满洲国。露易丝·杨（Louise Young）已经证明，满洲国被变成昭和时期新官僚们想象日本现代性的实验室。满洲国“首都”新京特别市（长春）被发展成一个具有地理结构、绿地和公园的模范城市，在这些技术成为日本标准之前很久就让那里有了卫生基础设施和现代排污系统。

除了城市规划之外，日本改革者还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与泛亚的自给自足生产和战时总动员形式相融合，以便在将经济理论应用于日本之前进行测试。日本帝国从来都没有“在日本之外”，这个帝国是“帝国的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片刻之间去殖民化的叙事

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在1945年夏天迅速瓦解。无条件投降不仅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对状态，也标志着日本海外占领的终结。对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这种转变似乎几乎发生在转瞬之间。裕仁（Hirohito）天皇1945年8月15日的投降演说比9月2日的正式投降更深刻地烙印在大部分日本人的记忆中。人们通常认为，这个瞬间划分了“战前”和“战后”，也将帝国主义与占领区分开，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的高速增长期。

这种横亘在1945年面前的“绝对不连续性”成为“新生日本”（shinsei Nippon）的基础神话。按照类似的思路，历史学家将日本帝国的命运描述为所谓“片刻之间去殖民化的叙事”。根据这种主流观点，帝国突然消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战时，盟军计划在东亚重新划定边界，该计划在雅尔塔（Yalta）和波茨坦（Potsdam）会议上获得批准。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被殖民的领土从日本中分离出来。日本“岛国”（island nation）诞生了，它要自给自足，向内看。因此，对许多日本人来说，殖民地的占有权看起来并不像解放或逐渐割让，而是简单地消失了。

结果，“日本帝国在几乎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下终结了”。这种观点通常与另一种论点联系在一起，那些人声称，日本并没有经历其他全球大国经历过的那种冗长的、与暴力相随的帝国解体过程的痛苦和冲突。荆子馨（Leo Ching）说，日本帝国“在没有经历去殖民化进程的情况下，已经清算了自己”。

按照这种推理，东亚与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长达十年的斗争没有任何可比性，后者这种斗争使法国濒临政变，导致流血、酷刑和屠杀，甚至在巴黎也难以幸免。按照这种推论，东亚与肯尼亚茅茅起义（Mau Mau war）也没有任何可比性，与英国定居者从肯尼亚和罗得西亚撤退也没有任何可比性。

当然，这只是部分事实，因为在1945年之前的几年里，在各种地方团体的推动下，人们对日本统治发起了激烈而暴力的抵抗，其中许多团体以民族解放的名义进行战斗。中国的军事行动，以及驻扎在满洲里、上海和朝鲜的不同朝鲜人团体的突袭，应该被视为去殖民化斗争的一部分，东南亚的抗日战争也是如此。然而，尽管这些冲突在许多亚洲社会被视为走向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的步骤，但在日本，这些冲突主要被视为同一时间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因此，帝国的灭亡被许多人理解为一种主要受外部力量影响的直接去殖民化形式，洛里·瓦特（Lori Watt）称之为“第三方去殖民化”（third-party-decolonization）。因此，“前帝国”从来不只是日本国内的议题，也是其他国家的议题。

这种瞬间消失的范式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简单预测，它得到战后日本的背书，当时的日本在美国占领之下重构，这种重构有利于对过去和未来的展望，将日本从东亚区域的背景中抽离出来。

在最普遍的层面上，这种说法体现在战后日本的修辞中，当时的日本直接避免提及帝国主义的修辞。1945年投降后，过渡时期的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Prince Naruhiko Higashikuni，1945）宣称：“我们国家在明治维新时期被迫变成‘小日本’，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翻开新的一页，立即开始建设一个‘新日本’。”

这个‘新日本’将是一个“小国”，因此是“非帝国主义”国家，它的方向将从亚洲转向西方。著名社会学家丸山真男（Maruyama Masao）呼吁“国家进行第三次‘开国’”。在美国的军事存在、新宪法和经济复苏之下，日本政府坚定奉行与西方接轨的政策。

七年的美国占领有助于改革公共生活、政治秩序，也改变了许多日本人对他们在世界中地位的认知。即使在占领结束后，安全条约也将日本与美国的整体军事战略联系在一起。在经济上，与占领国的密切联系保证了日本几乎不受限制地进入西方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与此同时，亚洲作为经济伙伴的重要性正在急剧下降。美国化的浪潮影响了消费需求、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并促使人们远离日本的帝国腹地。结果是日本再次准备“脱亚”，加入西方，就像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在1885年提出的那样。

这在日本现代史的叙事中清除了帝国主义的背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占领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种叙事中，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在日本国内，也就是说，那是一场主要由内部因素引起的战争，因此可以通过社会改革的措施来解决。“东京审判”是将这段历史“国内化”的例证。起诉书的官方措辞表示，该审判面对的这场战争源于国内，因此可以从内部理解和解决：“首先有必要考虑日本在同一时期的国内历史。只有了解同时期日本国内的政治史，才能找到‘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和‘谁将对这些事情的发生负有责任’的答案。”

尽管亚洲大陆的战争持续了十五年之久，日本扩张政治的国际背景也很复杂，但当局最终将帝国主义的历史降级到日本国内史的边缘。因此，日本在亚洲犯下的诸多重大罪行和暴行在审判程序中变得微不足道，这并非偶然。卡罗尔·格鲁克（Carol Gluck）说：“战后英国面临帝国的覆灭，法国为了与阿尔及利亚达成妥协斗争多年，日本放弃了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历史，转而等待着未来和美国的拥抱。”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拥抱是全球“冷战”体制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地缘政治框架让战后的帝国主义边缘化，同时又与之勾结。因此，帝国在公众记忆中的消退并不单纯是一种刻意的做法，也不单是既得利益的产物，在某些方面也受到更广泛国际环境的影响。

亚洲的沉默与“冷战”的“大分裂”相对应，日本被纳入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而邻国则以亚洲而非共产主义的身份被纳入“冷战”的地缘政治。在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保护伞下，日本官方坚定地与“西方”保持一致。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说，日本的经济奇迹在欧洲和美国被称作“名誉上的欧洲”。

帝国解体的早期冲击

但这依然不是全部事实。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日本，不同团体和个人对过去的意义展开角逐。战后初期，在日本仍然可以感受到“前帝国”的影响和被迫切断这些联系的后果。消失的帝国痕迹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存在。片刻之间的遗忘并没有耗尽个人和利益集团，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日本人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切实感受到了帝国的解体，程度远远超过官方言论表达的程度。

此外，美国的拥抱是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噩梦，他们追求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选择。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将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以及日本政府在新世界秩序中的从属角色，解释为一种新形式的殖民关系（特别是在50年代）。这可以理解为占领政策的“逆向”反应，当时对民主化的关注被经济复苏、政治稳定和反共取代。纵然许多知识分子曾经欢迎美国这股解放力量，但他们现在开始用殖民统治的方式来描绘美国人的存在。例如，颇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井上清（Inoue Kiyoshi）将日本与美国保护者的关系描述如下：

六年来，我们被剥夺了主权，我们被置于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我们的祖国每年越来越变成殖民地，整个日本正在成为一个外国势力的军事基地。

这种后殖民主义情绪要求美国将冲绳（Okinawa）归还日本。冲绳曾经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1879年被吞并，如今又被美国占领（直到1972年）。20世纪50年代，像井上清这样的历史学家开始在他们的领域里对明治维新进行阐释，摆脱国内阶级斗争的问题意识，转而强调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背景。

20世纪60年代初，历史学家强调明治维新与印度1857年起义（“印度哗变”）和中国“太平天国”叛乱的共同点，从而将前者重塑为亚洲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典范。“帝国”的概念被提出来，主要是为了把日本描绘成被殖民者，而不是殖民者，这难免是一种讽刺。人们可以把这个例子解读为回避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但这只是部分正确。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日本的战时扩张只是一个更大帝国主义目标的一个方面，他们从全球资本主义剥削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在战后亚洲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实质上是他们早期对日本帝国主义批评的延续。

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亚洲新秩序的重要催化剂，它提供了超越与西方结盟的政治选择和文化选择。汉学家、文化评论家竹内好（Yoshimi Takeuchi）是日本战时“大东亚共荣圈”的早期反对者，是日本战后亚洲转向的杰出代言人和游说者。竹内好迷恋中国社会转型的活力和动力，他认为中国对本土现代性的追求是对他眼中“日本西方化”的补救。

除了这些知识分子的争论，在战后初期，帝国灭亡的后遗症在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那些参与大规模跨界流动的人。帝国的扩张政策使数百万人进入殖民地和被占领土。1945年后，盟军政治旨在打散人口群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后帝国”时代，这些人口群体被分配到不同的、乃至全新的民族国家。战争结束时，大约有700万日本国民（约370万士兵和320万平民）流散在日本列岛之外，他们在投降后被遣返回日本。

这些日本人包括大量定居者及其家人，他们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自20世纪20年代起移居到满洲里。大多数回归故土的平民和士兵在战争结束后立即抵达日本。在进入日本之前，他们在船上被隔离，然后洗澡、消毒，接种霍乱、天花、破伤风和斑疹伤寒等疾病，似乎这些卫生措施有能力洗掉帝国的印记。

总体而言，日本社会并不欢迎归国人员，因为他们加重了战后的痛苦，并让人回想起过去，想起不合时宜的帝国野心。日本社会尤其不欢迎晚归者，他们经常受到怀疑，他们要么被认为遭到了强奸（从满洲里回来的妇女），要么被认为灌输了别的政治思想（从苏联回来的人）。

许多回国的日本人花了数年时间来治愈搬迁和融合的创伤。许多人在家乡感到被社会抛弃，其他人则试图将自己重新塑造成外国事物的专家，成为具有海外生活经验的文化中间人。归国人员成立了协会和自助小组，建立了媒体，组织游说，要求政府赔偿。

另一方面，在战争结束之时，大量殖民地居民也生活在日本（朝鲜人、台湾人、中国大陆人）。许多人在战争年代被带到那里，一般是因为强制征兵，许多人在恶劣和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比如煤矿）。日本投降后，盟军立即开始“迅速扭转殖民时期的移民潮”。到1945年11月，已经有大约100万朝鲜人自己离开了，他们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援，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又有50万人离开。在此期间，日本和韩国之间的非法往返移徙受到严格管制的限制，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包括大约60万讲朝鲜语的人）受到各种歧视。朝鲜人构成了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存在，提醒着人们帝国的过往，尽管在公开讨论中，这种经历大多被压抑下去，直到20世纪80年代。

和平运动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说明日本帝国历史的记忆如何溢出到战后的日本社会。战后初期，受广岛和长崎的影响，辅以与日本侵略性外交政策决裂的愿望激发起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和平运动的领导者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得到了基层运动和工人组织的支持。事实上，在战后早期，和平是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议程。

“朝鲜战争”进一步说服了许多团体，迫切需要一种严格的反战立场，引发了抗议活动，但一些和平运动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日本公众的记忆中，“前帝国”的形象十分模糊。例如，虽然活动家们同情其他亚洲人民的斗争，也笼统地谴责战争，但他们很少明确承认日本对帝国统治和战时在亚洲犯下暴行的责任。而且，该运动逐渐将焦点从对日本自身战争的批评转移到了新的核威胁上。

1954年发生了“第五福龙丸”（Daigo Fukuryū Maru）事件，一艘日本金枪鱼渔船受到美国在比基尼岛试爆氢弹所产生的高能辐射污染。和平运动家安井郁（Yasui Kaoru）把反核和平的诉求从左翼工会推动的事业转变为无党派的中间路线运动，吸引了大批民众，其中包括许多妇女。1961年，日本政治学家坂本义和（Sakamoto Yoshikazu）将和平议程与日本帝国的过去分离开来，这争取到了更多民众来支持这场运动。坂本义和说：“尽管战争破坏的记忆和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是不可回避的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已经成为过去，而核弹问题迫使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去关注未来。”

高速增长的日本有着帝国的痕迹

种种例子表明，虽然帝国的历史继续影响着战后的日本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话语中的帝国记忆正在逐渐减弱。我将在本节中论证，在60年代之后，帝国历史愈加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更是国家记忆和公共领域的特征，而不是人们的日常认知。而且这种边缘化被一种历史编纂学夸大了，这种历史编纂学构建了日本战后帝国“失忆症”的全面叙事。这种边缘化不仅受到日本国内局势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各种国际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也和日本的发展相辅相成。在这里，有两个因素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实现经济复苏，成为一个高增长的国家，再加上所谓“55年体制”的政治整合，确保了由两个保守党合并而成的自民党对政治权力的准垄断，加强了日本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联系，进一步拉开了与亚洲的距离。其次，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大型民间社会运动在1960年的暴力斗争中被击溃，这既巩固了日本在“冷战”时期在西方国家中的地位，又削弱了那些致力于批判日本帝国历史的活动家和社会改革家。

这些更大的进程并没有自动导致帝国的消失，但它们都有助于创造出遗忘帝国议程的结构，使社会团体更难想起这种帝国的记忆。因此，到了60年代，帝国的过去被归入历史学家所谓战后日本的“受害者意识”之下。就像詹姆斯·奥尔（James Orr）论证的那样，“受害者”（victim）的概念已经成为近代史的主要话语，被各政治派别的团体加以利用。

在这种逻辑下，日本民族被描绘成压抑、权力和形势的对象——光荣的政治家（和天皇）是坚定的军国主义者的受害者，人民是他们领导人的受害者，而日本是原子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受害者。只有少数反对派活动家拾起了日本暴行的记忆，如“南京大屠杀”和生物战争的实验。这些批评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甚至在官方和国家支持的记忆中被压抑了，而官方和国家支持的记忆又受到强大的“前帝国”团体的影响，不愿意讨论他们单独的战时角色。

在这种普遍的受害者意识背景下，一些日本民族主义者开始谴责他们的国家，说日本陷入了美帝国主义的从属地位，哪怕不是官方的从属地位。最突出的例子是林房雄（Hayashi Fusao）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该著作在1964年出版时引起了公众的轰动。林房雄把现代日本史（从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到1952年美国占领军离开日本）解释为一场针对西方的“百年战争”。从这种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只是亚洲和“西方”之间史诗般斗争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林房雄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承担了将亚洲从西方影响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伟大的亚洲战争是这一百年来担在日本肩上的命运。”

即使这种极端观点在总体上仍然只是少数人的立场，但它们表明，日本仍然可能公开采信帝国主义言论。林房雄的论战代表了日本在亚洲侵略和扩张的政治倾向。他的著作将日本明确描绘成一个亚洲国家，并通过对日本帝国的明确讨论，吸取了在公共领域经常被否定的记忆片段。

这种边缘化和记忆的辩证是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大致特点。一方面，帝国历史与公众的相关性确实在下降，日本被纳入“冷战”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将“前帝国”从公众意识中删除。日本战后地缘政治方向的震荡性转变导致大部分人，包括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者，将他们对日本的过去和未来的设想完全置于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另一方面，帝国的社会经验从未完全消失，但帝国的残存痕迹经常被另一种赞美日本的话语掩盖掉，这种话语赞美日本是类似西方的、民主的新生。

这种辩证关系反映在日本近代对战争的叙事之中。直到1945年投降之前，战时政权一直将这场冲突美化为“大东亚战争”，这个宣传术语诞生于偷袭珍珠港的几天后。美国占领当局的最初干预措施便是禁止再次使用这一标签，取而代之的是“太平洋战争”一词，后者成为日本称呼“二战”的官方名称。

词汇的变化有双重效果。表面上看，它针对修正主义历史编纂学，试图将这场战争当作日本人送给亚洲被压制人民的礼物来辩护。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冲突的空间想象发生了根本变化。战争的地理中心不再是中国，虽然日本军队在那里战斗了近十四年，造成了两千多万中国人的死亡。相反，与美国的冲突占据了中心位置，对珍珠港的袭击成为历史的分水岭，赋予了这场战争以意义和名称。

尽管这个新标签造成了阐释的不平衡，但也十分有效，并在美国占领结束后长期存在。事实上，这个词使得战争的亚洲层面难以得到阐述。1968年，在学生运动和对“第三世界”的广泛关注之下，历史学家家永三郎（Lenaga Saburö）发表了他经典的战争研究，他主要关注亚洲地区的战争，尤其是中国战场。但他还是选择将书名定为“太平洋战争”，不然他担心读者不知道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

在这种话语环境下，针对该国殖民历史提出的政治主张可能难被记录。前殖民国家的许多关切和要求在日本只得到了微弱的回响。池田勇人（Hayato Ikeda）首相和佐藤荣作（Eisaku Satō）首相于1964年至1965年期间同韩国总统朴正熙（Park Chung-hee）就韩日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日本愿意清算过去，并帮助经济状况不佳的韩国，但条件是韩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而不是正式道歉。作为回报，日本同意支付大笔款项，但条约的官方措辞描述的不是对战时罪行和殖民统治的赔偿，而是“经济合作”。

受害者意识，以及随后对帝国痕迹的忽视，构成了战后漫长几十年里的霸权话语，这使得许多评论家得出结论，在高速发展的日本，未能出现去殖民化的批判意识。尽管这种观察很贴切，但它不应该导致我们完全忽视反例。对日本战时帝国的批判性反思从来都不缺乏。

最近的学术研究已经挖掘出日本与亚洲交往的、大部分被遗忘的历史。个人和团体偶尔也会对殖民主义遗产开展反帝运动。利益集团和活动家的范围异质而多样。在政治左翼，教师联盟和工会总联合会等组织对日本亚洲史的批判性解读表示同情，而特定的利益集团（如日中友好协会）则谴责“美帝国主义”和60年代末重新出现的“日本军国主义”。

菲律宾和日本达成和解，最终让日本官方道歉，但这在其他大部分国家很难做到。早年，本多胜一（Honda Katsuichi）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在东南亚的经历促使他在70年代初开始了在中国的考察之旅。他的考察报告《中国之旅》和对日本暴行受害者的采访旨在破坏日本作为受害者国家的普遍观念。

本多胜一揭露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惨痛事实，引发了激烈的公众辩论。保守的主流社会一开始否认任何此类指控，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描述开始进入日本高中课本。这场公共辩论也支持着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他起诉日本政府审查教科书，这场审判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家永三郎的斗争也得到了日本民间改革组织的广泛支持，提供了针对日本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行动的批判意见。

“越南战争”调动起日本左翼思想家和活动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抨击政治制度，认为日本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结盟，一起对抗亚洲的“兄弟姐妹”。公众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暴行感到愤怒，导致本多胜一等人去探究日本在亚洲的暴力史，而像井伏鳟二（Ibuse Masuji）《黑雨》（Kuroi ame）这样的小说表明，“越南战争”是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催化剂。

与此同时，反对“越南战争”的狂热运动（有时甚至诉诸暴力）在面对日本本国的帝国主义过往时，会显得有些暧昧。这场运动的著名代表小田实（Oda Makoto，1932-2007）认为，他之所以致力于对抗美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势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二十一年前的战争经历”，因此是作为“受害者的经历”。小田只是顺便提到了日本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角色，他提到那是一场“实际上导致亚洲和非洲解放和独立”的战争。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相提并论的是1945年美国对大阪的空袭，而不是日本对东南亚的袭击。这种将“二战”叠加在“越南战争”之上的做法，使一些日本活动家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抗争解读为亚洲共同斗争的一部分。

因此，在许多情形下，以前的殖民历史被遗忘了。即使帝国的痕迹依然存在，也可以通过剥离帝国的内涵而在话语上予以消除。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包括正在进行的利扬库尔岩（里昂科礁）争端（韩国人称独岛，日本人称竹岛），1905年日本在朝鲜建立保护国时将其吞并。另一个例子是朝鲜人和冲绳工人的作用，他们在60年代进入日本经济，成为低薪劳动力。总的来说，劳工移民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在特定的行业中，尤其在关西地区，他们工作的贡献不可磨灭（尽管很难被承认）。促使这些工人进入日本采矿业和建筑业的帝国结构也不能得到正视。

同样，日本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对外援助主要用于以前受日本统治的领土。在1951年与美国缔结和平条约后，日本同意为战争造成的损失支付赔偿金。虽然这些支出相对较少，但它们对日本的出口起到了长期作用。由于援助大多与日本的采购挂钩，这些捐赠赔偿帮助日本的金融机构获得成长，并为日本商品建立了市场。然而，与“前帝国”的结构性联系却几乎没有得到讨论。

最后，作为一个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日本60年代的高速增长以30年代和40年代建立的企业“体系”为前提，战后大体上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很少有人探讨结构调整，也很少有人谈论战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与东亚经济一体化有关。

总而言之，战后的日本以复杂的方式建立在殖民主义的遗产之上，而这些遗产在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这一点在从帝国归来的士兵和定居者的许多回顾性叙述中很明显能看出来。如前所述，在1945年战败和投降后，近700万日本人被迁回日本列岛。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卫生部成为负责遣返的机构，并公布了官方的遣返记录。个别归国者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时间跨度从60年代到90年代。这些文字大多唤起了日本与帝国的分离，而且大多数回忆录都是从1945年8月15日，即投降之日起开始讲述的。这样一来，帝国的过去就从造就帝国的那些日本人传记中消失了。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日本士兵偶尔会从东南亚战场返回日本，他们在那里隐忍、躲藏。那些在战后早期回来的人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当作异类。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的待遇有了很大改变，归国士兵越来越被认可，他们的态度被赞誉为“爱国主义”的典范。

最著名的案例是小野田宽郎（Onoda Hirō，1922-2014），他在菲律宾的丛林中坚持了近三十年，和美军打游击战，直到1974年才向菲律宾警方缴械。显然，小野田宽郎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多年来，他杀死了大约三十名菲律宾人，但他只愿意向他以前的战时指挥官投降。他很快在日本受到欢迎，并出版了一本畅销的自传。但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公开场合，小野田宽郎也没有和日本帝国主义关联在一起，而是被誉为某种精神和社会价值的代表，据说这些价值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日本似乎已经消失了。

现代化理论和帝国的边缘化

对帝国历史的公开边缘化是50年代和60年代霸权主义内部的根本叙事的之一。在这个叙事结构中，日本从其地区背景中剥离出来，被描绘成一个完全从内部转变的社会。这种总体范式得到了“冷战”体制之下“二元对立”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自我腾飞的印证。这种叙事被现代化理论支撑着。现代化理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成为一种新的、明显反共的发展意识形态，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一般来说，日本的现代化理论被阐释为一种舶来品，也与1960年夏天在箱根（Hakone）举行的“现代日本会议”有关（箱根是东京郊外的一个温泉度假小镇）。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赞助了这次会议，美国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出席了会议，他认为现代化理论的输出是美国在全球“冷战”中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因此，许多日本评论家认为，在“冷战”的地缘政治之下，重写日本历史的计划，以及用抽象的“现代化”概念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是略带伪装的文化帝国主义形式。

现代化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与日本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兼容，甚至被嫁接到这些理论上。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日本版本的现代化概念，旨在解释经济的突然复苏和腾飞。甚至早在战争年代，大冢久雄（Ötsuka Hisao，1907-1996）这样的历史学家就挖掘了韦伯（Max Weber）的研究，发展出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并在许多方面预示了60年代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现代化理论。因此，仅凭美国的影响并不能解释“现代化”概念在日本的霸权，它必须被理解为对日本战后形势的具体回应。

在此，日本现代化的各种谱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可用的现代化理论，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进口的，都在一个“内在主义”的框架内运作。他们对外国影响、跨界接触、国外转移、交流和移民只给予非常少的关注。这种对“内生发展”的颂扬，最终以韦伯的“孤立的经济人”鲁滨逊（Robinson Crusoe）的“神化”而告终。

1947年，大冢久雄承认：“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鲁滨逊创造了一套合理的生产系统，将他头脑中的现实组织起来。”这样，大冢久雄将鲁滨逊（典型的、自成一体的现代化者，自主、依靠自己的能力）转化为战后日本的情况。在这种解读中，日本同样被期望从内部发展，像“不死鸟”一样从灰烬中涅槃重生，并完全靠自己实现现代化。

正是这种对过去的看法将日本“赶出”了世界，正如“冷战”的逻辑似乎将日本从其东亚背景中解脱出来一样。在许多方面，这种范式与战后日本的意识形态构成相一致，也与“日本人”内涵的根本转变相一致。

小熊英二（Oguma Eiji）揭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要点，他认为，战后，日本民族国家的民族基础在论述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论述是如何发生重大变化的。战争期间的主流话语将日本人表现为种族上的多样性。本质上，这种意识形态为日本帝国所特有，并显示出与欧洲帝国意识形态特征的差异。在这种模式下，日本人是亚洲南部和北部民族的混合体，包括台湾和朝鲜的本土人口。因此，这些民族在日本帝国内部的结合可以被解释为“返乡”，而不是“吞并”。

这种观点随着帝国的消失而消失，并在1945年失去了所有合理性。从那时起，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变成要建立一个同质化的日本民族，他们居住在和平的列岛上，处于隔离和纯洁状态。这种观点至今仍对日本学者和民众的自信心起着支配作用，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司法结果。

1951年，这种新的民族国家概念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在《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San Francisco）中，日本放弃了在朝鲜、台湾和东南亚的所有领土要求。从1952年起，日本政府将所有朝鲜人和台湾人视为外国人，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日本公民，这对他们的行动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享受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民族想象的转变，既是“日本人”法律定义的转变，也符合“冷战”的需求，是“帝国的消失”。

90年代亚洲的日本

在日本，“帝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完全回到公众辩论的舞台上，当时它以一种报复性的姿态出现。许多人认为1989年1月裕仁天皇的去世，解除了谈论帝国的禁忌，因为他是自1926年以来的国家元首和经历战争的象征性人物。更广泛地说，“冷战”的结束有助于为辩论、为新的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的声音开辟新空间，并在日本的记忆景观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表明，战后世界秩序结束了。随着东西方“二分对立”的瓦解，清晰的二元框架也随之消失，并且貌似赋予了所有事件以政治意义。

对过去意义的象征性冲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1939年至1945年期间被强迫为日本私人公司服务的劳工的待遇问题。这一制度涉及数百万人，主要是韩国人，但也来自其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通过不同类型的动员（从欺骗性的招募到奴役），工人们被迫进入严酷的、导致高死亡率的生产过程。大多数受害者都是文盲，而且日本人后来销毁了许多相关文件，所以与欧洲对战时强迫劳动的认识相比，日本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较迟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前的强迫劳动者逐渐被认定是战争受害者，并制定了第一批赔偿计划。帝国记忆伴随着“慰安妇”（Ianfu）的赔偿问题而重新浮出水面。“慰安妇”这是一个委婉的术语，指那些被迫为日本军队服务的妇女。在战争年代，这种性奴制度使整个亚洲，特别是朝鲜和中国的八万到二十万妇女和女孩成为受害者。

这个强迫卖淫的制度并非无人知晓，只不过它没有成为日本民众对战争记忆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进入公众视野，这是个人和机构游说的复杂成果。韩国和日本的妇女团体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尽管政府继续忽视它，但为讨论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最终使以前的强迫卖淫者有可能站出来，讲述她们的个人经历。媒体随后开始关注这个话题。随着对日本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所谓的“亚洲妇女基金会”于1995年应运而生，公开目标是对前“慰安妇”进行补偿。在日本及其邻国，该基金会将赔偿作为一项私人任务而不是政府任务，从而转移了国家的责任，因此受到了批评。许多性奴制度的前受害者因此拒绝赔偿，因为它允许国家豁免应当承担的责任。

日本帝国的回归在许多方面引人注目，但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其一，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政治光谱的任何一个部分，而是无处不在，关于“前帝国”的含义及其与现在和未来的相关性问题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其二，批评和反对的声音提出了令人信服的主张，他们认为，如果要与日本的过去妥协，就必须建立在彻底正视帝国历史的基础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在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它的明确目标是重新审视并改进1946年的战争罪行审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后者回避了帝国问题，并且极力指出，它忽视了对妇女犯下的罪行。在学术界内部，后殖民学术的兴起创造了一个空间，使人们认识到帝国是日本现代性的有利结构之一，并重新想象日本在亚洲的历史。

长期以来，殖民地主要被当作日本现代化内部动力的叙事。在提到日本的殖民主义时，它只是被解释为宗主国现代化早期的延伸和复制。在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影响下，这一框架发生了根本变化，最新学术研究探讨了现代日本的社会转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被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殖民主义背景之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包括，姜尚中（Kan Sang Jung）提出“东方化凝视”（Orientalizing gaze）是日本现代性的先决概念，驹込武（Komagome Takeshi）讨论了殖民主义“他者”在构建日本文化认同中的作用，以及对殖民主义状况下的日语标准化研究。

最近，学者们超越了话语和表述的范畴，研究了官僚、军队和改革派知识分子如何将殖民地作为检验社会干预措施的特权场所。在这些研究中，日本及其殖民地的现代性的形成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将帝国的批判性观点与更广泛的哲学意识联系起来，这种想法让日本学界提出倡议，编写一本捕捉不同国家观点的教科书。

纵观日本战后的历史，学校教科书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对过去的不同主张在对立的学术界、国家机构和民族主义团体之间的鸿沟中进行商榷。因此，2005年由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共同编写的联合教科书得以出版，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该书的目的是从三个不同但相互交织的角度来阐述东亚的现代史，并特别关注日本的帝国问题。

这本书在日本卖出了七万多册，在韩国卖出了三万多册，在中国卖出了十二万册，但是它没有得到官方的批准，所以没有在学校使用。虽然该书仍然牢牢抓住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将三个“民族国家”对选定事件的阐释结合在一起，但它依然得益于历史学家在一个超越国界的框架内对过去进行阐释的尝试。

在日本历史的“亚洲化”过程中，还有一个突出的历史时刻。2005年，一份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将战时时期称为“亚太战争”。所以，帝国的回归不仅仅是自诩为进步的左翼所关注的话题。在政治右翼中，对日本殖民计划的记忆现在又有了新的风潮。

最近有个例子是田母神俊雄（Tamogami Toshio）将军的丑闻。他在2008年10月为日本的殖民主义和战争行动进行了辩护，对日本的帝国历史进行更积极的评价。这有点类似于法国规定教师和教科书要“承认并特别认可法国在海外，特别是在北非的积极作用”。

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试图灌输一种民族自豪感，并取代他们所谴责的在战后几十年里成为霸权主义的“受虐的”历史观。他们的著作卖出了数百万册，受众颇多，很容易就超过了提出批判的教科书受众。修正主义者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们对战争的传统评价，比如电影《自尊》（1998）重新评估了以战犯身份处决的东条英机（Tojo Hideki），再比如商业上非常成功的漫画家小林善纪（Kobayashi Yoshinori）创作的作品。

但是，重点日益转移到前殖民地，并重新评估日本对这些主体的现代化贡献。在这些解释中，日本殖民主义被赋予一种相对仁慈和良性的统治形式，对殖民地的经济、基础设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小林善纪的另一部漫画《台湾论》（2000）表达了这种新民族主义的正统观念，在台湾发行时引起了抗议。它在日本的销量超过了二十五万册。就像他们在政治左翼的对手一样，民族主义者试图将20世纪的帝国插入亚洲的日本史中，而且在他们看来合情合理。因此，帝国的历史又回来了，并在不同的政治光谱中被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影响所利用。

但是，尽管帝国的记忆如今在日本的公共和政治辩论中根深蒂固，但这并不仅仅是日本行动者的事。我想在这里简要思考一下帝国复辟的第二个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日本记忆的辩论已经明显具有跨国性质。可以肯定的是，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任何国家的记忆争论都不会孤立地发展。新出现的情况在于，来自日本以外的行动者介入其中，大声疾呼，并最终在日本的辩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结语

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相对遗忘之后，日本的帝国历史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了公众的意识中。但它真的回来了吗？从表面上看，目前对帝国遗产的迷恋可能是“被压抑者的回归”。正如在许多其他后帝国国家，如法国、荷兰和葡萄牙，帝国的记忆在一些评论家借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描述为遗忘和“失忆”之后重新出现。

确实有重要的连续性问题需要考虑，因为一些民间社会团体自战后初期以来就开展活动，要求承认日本人对其他亚洲人的伤害，这些团体在新千年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多胜一这样的个体行动者一直站在政治和法律斗争的前沿，争论如何解读战争和帝国的过去。

同样重要的是，记忆活动的激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代际因素。那些曾经亲身经历过帝国并且还能记住它的人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生物逻辑因素显然促成了一些冲突的激烈反应。此外，在只有少数证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出现了记录和证明个人经历的迫切需求。无数“普通日本人”撰写的个人史如雨后春笋出现，就证明了世代的不断变化。

但在许多方面，对帝国问题的兴趣不仅是一种回归，也是一种新的出发，因为与亚洲共同过往的连续性被证明是重要的事，但很快就被归入地缘政治基础的变化之中。帝国繁荣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冷战”秩序的解体，它为阐明过去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个大体上按照“东西方二元对立”制定的制度结束了，却引发了一个新进程，使政治团体、公民社会和企业将东亚当作一个区域来关注。

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东亚日益成为一个贸易关系密集的地区。在日本，与周边亚洲国家的贸易在1993年就超过了与美国的经济交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一年，自民党出于对美国的固执，失去了它在议会中长期保持的主导地位。

显然，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一体化的重要场所，包括对文化共性的逻辑主张，比如儒家思想和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再比如越来越多的跨国消费和流行文化的物质交流形式。作为全球化、“后冷战”秩序的一个特征，这种更广泛的区域化进程对记忆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改变了公共辩论的参考系，使新的话语和政治联盟得以出现，并明显将对帝国历史的阐释变成了一个特权的舞台。

因此，一些观察家不赞成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 ）首相参拜有争议的靖国神社，并不是因为民族主义色彩和对历史的歪曲，而是因为担心他们会对日本进入亚洲市场造成障碍。在90年代后的日本，公众对亚洲和帝国的关注必须放在这个新兴的区域主义背景下，这个区域主义议程不仅扎根东亚，也遍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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